诸多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

古往今来，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、有影响，不是靠穷兵黩武，不是靠对外扩张，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，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。

厚德载物、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，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。《周易》中说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意为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，君子应以宽厚之德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。《大学》开篇讲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，《论语》中讲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，自觉把“道”弘扬光大。这种厚德载物、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，经过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，形成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这种“推己及人”的人己关系准则，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。

天下为公、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，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。《礼记·礼运》中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“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”“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”，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，倡导公共意识、公共道德，引导人们超越个体、休戚与共，各有所养、各尽所能，胸怀天下、谋求大同。中国古人讲，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”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，认为“天下”并不是个别人、个别国家、个别民族的天下，而是所有人、所有国家、所有民族的天下，表达出所有人、所有国家、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、友好相处、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。

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，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。“讲信修睦”源自《礼记·礼运》，讲的是要相互讲信守义、建立和睦关系；“亲仁善邻”出自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，讲的是要亲近仁道、友善邻国，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。中华文明是推崇信义、和睦、仁道、友善的伟大文明。个人、团体、民族、国家之间讲信守义、和睦相处、仁爱相助、友善邻里，是中华民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之道、交往之道。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。公元前100多年，中国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。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先人们不畏艰险，探索开辟出多条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。南北朝时期沈约在《宋书》中讲“舟舶继路、商使交属”，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贾、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面与繁荣景象。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世代相承、薪火相传。今天，中国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、共谋繁荣发展，赋予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交往之道新的时代内涵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，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比如，天人合一、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，实事求是、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，执两用中、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，都对中华文明超越地域乡土、血缘世系、宗教信仰等的拘囿，形成开放包容、平和中正的文明特质作出了贡献。